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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立足黨的百年歷史新起點、統(tǒng)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zhàn)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動員全黨進行黨史學習教育，號召全黨同志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2022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fā)了《關于推動黨史學習教育常態(tài)化長效化的意見》，提出推動黨史學習教育常態(tài)化長效化是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一項長期重要任務。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我們重溫毛澤東的《如何研究中共黨史》，對于進一步感悟思想偉力，把握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和大勢，深化對黨的性質宗旨的認識，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發(fā)揚革命精神，增強黨的團結和集中統(tǒng)一，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指導意義。

毛澤東倡導學習研究中共黨史的歷史緣起

為什么要學習研究中共黨史？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不僅是中共黨史的創(chuàng)造者之一，而且是最早倡導和組織中共黨史研究的領導人。他在20世紀40年代初主持編輯的《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等重要文獻，奠定了中共黨史學科的基礎。

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作整頓“三風”的報告，并主持編輯出版黨的歷史文獻。這是當時編印的部分歷史文獻。

一生都重視歷史學習的毛澤東倡導研究黨史，緣于1940年下半年開始主持編輯《六大以來》?！读笠詠怼贩稚舷聝蓛?，上冊是政治性文件，下冊是組織性文件，匯集了從1928年6月中共六大到1941年11月間未公開發(fā)表過的歷史文獻519篇，280多萬字。最初的目的并不是為了編印一本書，而是為預定于1941年上半年召開的中共七大準備材料，總結六大以來的歷史經驗，批判黨的第三次“左”傾路線，這條錯誤路線幾乎斷送了中國革命的前程。1940年12月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了中共歷史上各個時期特別是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統(tǒng)治時期所犯的錯誤，提出要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他說：“總結過去的經驗，對于犯錯誤和沒有犯錯誤的人都是一種教育。了解過去的錯誤，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復的錯誤?！彼€說：“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大體上要分大革命、蘇維埃與抗戰(zhàn)三個時期，總的錯誤是不了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不平衡性?！边@個發(fā)言提出了研究中共黨史的任務，并初步闡明了研究中共黨史的目的、線索和方法。

1949年4月，毛澤東與胡喬木在北平香山交談

時任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回憶，因為“即使在黨的高級干部中，在1941年，也還有一些人對這條‘左’傾錯誤路線（主要是指王明的‘左’傾錯誤和‘立三路線’所帶來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缺乏正確的認識，甚至根本否認有過這么一條錯誤路線。在這樣一種思想狀態(tài)下，要成功地召開七大是不可能的。為了確保七大成功召開，毛主席認為有必要首先在黨的高級干部中開展一個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的活動，以提高高級干部的路線覺悟，統(tǒng)一全黨的認識”。于是，在1941年八九月的一次中央會議上，毛澤東建議把他正在審核的為七大準備的六大以來的歷史文獻匯編成冊，供高級干部學習與研究黨的歷史用。會議同意了毛澤東的這一建議。

因為文獻史料太多太龐雜，通讀一遍都有困難，學習研究更談不上。于是，毛澤東在主持編輯過程中有意識地對文獻進行了篩選，先后挑選出86篇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獻，以散頁形式發(fā)給了延安的高級干部學習研究。因此，《六大以來》實際上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匯集本，一個是選集本。匯集本僅僅印刷了500套，只發(fā)中央各部機關、中央局、軍委、軍分區(qū)等大單位，不對個人發(fā)放。后來在撤離延安時因攜帶不便只由中央秘書處帶出了幾套，其余全部被銷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六大以來》的編印其實就是要解決中共黨史上一些常識性的問題，比如“王明路線”“立三路線”到底是什么，算一算歷史賬，在政治上說清楚。胡喬木回憶說：“現(xiàn)在把這些文件編出來，說那時中央一些領導人存在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就有了可靠的根據。有的人就啞口無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傾路線斗爭，兩種領導前后一對比，就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確實代表了正確路線，從而更加確定了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從《六大以來》，引起整風運動對黨的歷史的學習、對黨的歷史決議的起草?！读笠詠怼烦闪它h整風的基本武器?！?/span>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會議經過充分討論，對十年內戰(zhàn)后期中共中央犯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問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認識。這次會議后，中共高級干部組成中央學習組和高級學習組，開始進行整風學習。整風學習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學習和研究中共黨史?！读笠詠怼废掳l(fā)后，對高級干部認識黨的歷史“發(fā)生了啟發(fā)思想的作用”，“同志們讀了以后恍然大悟”，“個別原先不承認犯了路線錯誤的同志也放棄了自己的觀點，承認了錯誤”。

在這種形勢的積極影響下，許多人提出學習研究黨史應該從中共一大開始。9月2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fā)出經毛澤東修改審定的《關于高級學習組的決定》。其中規(guī)定高級組的學習“以理論與實踐統(tǒng)一為方法，第一期為半年，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與我黨二十年歷史兩個題目”。

由毛澤東擔任組長的中央學習組對中共黨史的研究，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通讀《六大以來》一書，第二個階段是全面研究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于是，毛澤東在1942年又開始著手主持編輯《六大以前》，并要求陶鑄和胡喬木負責資料工作。3月2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工作會議，決定中央學習組通讀《六大以來》一書的計劃告一段落，從下周起開始研究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為了指導中共黨史的學習研究，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客觀、辯證地闡述了學習研究中共黨史的經驗和方法。

毛澤東倡導學習研究歷史的目的

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開宗明義、深入淺出地闡明了他的觀點，即全面地、系統(tǒng)地研究中共黨史?！斑@個工作我們過去沒有做過，現(xiàn)在正在開始做”，因為“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

早在1938年10月，毛澤東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zhàn)爭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泵珴蓶|把“歷史知識”的重要性擺到與“革命理論”“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相同的位置來看待，這是具有戰(zhàn)略性的政治舉措和遠見。可以說，在中共過去的歷史上，還沒有誰比毛澤東更重視對“歷史知識”的認知和運用。

毛澤東如此重視“歷史知識”，或許并不是很多人都能真正理解的。他為什么把“歷史知識”的學習和研究擺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呢？具體分析來看，有兩個方面的主要原因。

“歷史知識”可以幫助人們懂得中國實際，懂得中國國情

1938年，毛澤東在延安窯洞撰寫了《論持久戰(zhàn)》。這篇著作是指導全國抗戰(zhàn)的綱領性文件。

延安時期，毛澤東向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與此同時，他也向全黨提出了研究中國歷史的任務。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延安舉行的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說：“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xiàn)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睘榱藢崿F(xiàn)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向全黨特別是中央委員和高級干部提出了學習和研究的任務。他說：“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在這里，毛澤東把研究中華民族的歷史擺到了與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革命運動的現(xiàn)狀同等重要的地位。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舉行。圖為會議主席團成員合影

1941年5月，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尖銳地批評了一種不良的學風。這種不良的學風在對待“歷史知識”的學習和研究上的具體表現(xiàn)是：“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對于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地研究現(xiàn)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地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薄皩τ谧约旱臍v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行┤藢τ谧约旱臇|西既無知識，于是剩下了希臘和外國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故紙堆中零星地檢來的?！庇捎趯ψ约簢业臍v史不了解，于是只能“言必稱希臘”，生搬硬套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外國的革命經驗。毛澤東認為這是一種“極壞的作風”，是一種“主觀主義的態(tài)度”。“在這種態(tài)度下，就是割斷歷史，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對于中國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團?！倍@種作風危害之嚴重，就是“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

為了改變上述狀況，毛澤東除要求全黨認真研究現(xiàn)狀，結合中國革命實際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外，還向全黨鄭重提出：“對于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tài)。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毛澤東的這些論述，深刻地表明了一個人人皆知卻往往又難以落實到實際工作中去的道理：不懂得現(xiàn)狀就不懂得中國的實際、中國的國情；同樣，不懂得中國的歷史即“中國的昨天和前天”，也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國的實際、中國的國情。

何謂國情？國情既是現(xiàn)實的，也是歷史的。說是現(xiàn)實的，即現(xiàn)實的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科技、宗教、社會等的狀況；說是歷史的，即存在于現(xiàn)實之中的歷史遺存、歷史傳統(tǒng)及其在現(xiàn)實中的反映。而要真正認識這些歷史遺存和歷史傳統(tǒng)，就必須要弄清它們的全貌和根源。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現(xiàn)實的國情，是空洞的、不存在的；沒有歷史的國情，是斷裂的、不現(xiàn)實的。更何況，在歷史和現(xiàn)實之間，本身就沒有截然劃分的界限。我們記錄的“現(xiàn)實”，在某種程度上都是“過去式”，就是歷史。也正是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

毛澤東重視“歷史知識”的研究與運用，目的就是達到明辨是非，統(tǒng)一思想，提高黨員干部的思想認識。他指出：“只有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才能認清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前途和轉變。所以，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他同時強調：“我們要用這樣的研究來使我們對今天的路線和政策有更好的認識，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進步。”由此可見，毛澤東把對于“歷史知識”的運用，提高到了戰(zhàn)略思想的高度來看待。在他看來，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要懂得并認清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實際，沒有“歷史知識”是不行的，沒有在掌握“歷史知識”的基礎上提煉出來的歷史見識也是不行的。也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始終強調馬克思主義要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只有實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能制定出符合中國國情的路線、方針、政策。正是在他的高度重視和強烈號召下，中共黨內的范文瀾、何干之、胡繩等歷史學家在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最早構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

“歷史知識”可以幫助人們總結經驗，指導工作實踐

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指出：“我們要研究哪些是過去的成功和勝利，哪些是失敗，前車之覆，后車之鑒。”這就是要以歷史經驗作為借鑒，來指導當時的工作。

“歷史知識”，按照其本身的實際價值來看，既具有“歷史”的品格，又具有“現(xiàn)實”的品格。問題在于，我們能不能在工作的實際中認識到這一點，是否能夠在實踐中把它“歷史”的品格與“現(xiàn)實”的品格有機地結合起來，這絕對是一種“藝術”。毛澤東是把“歷史”與“現(xiàn)實”實現(xiàn)“藝術”結合的大師。他非常重視并善于運用歷史經驗作為現(xiàn)實的借鑒，使其獲得新的生命力。他說：“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于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fā)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span>

在這里，毛澤東提出了“總結”和“承繼”的任務。不“總結”，就不足以弄清“珍貴的遺產”的面貌；不“承繼”，就不能夠發(fā)揮“珍貴的遺產”在現(xiàn)實中的作用。也就是說，“歷史知識”雖然不等同于現(xiàn)實，但作為“珍貴的遺產”，可以激勵人們創(chuàng)造更加輝煌的現(xiàn)實和更加美好的未來。在毛澤東看來，研究中共黨史，就是要通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總結中共黨史的經驗教訓，“可以創(chuàng)造些新的東西”。所謂“創(chuàng)造些新的東西”，實際上就是創(chuàng)造新的理論。所以，毛澤東認為研究中共黨史，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條重要途徑。

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中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就是國際主義的內容和中國的民族形式相結合，就是馬克思主義必須體現(xiàn)出新鮮活潑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所有這些，都必須研究中國的歷史和現(xiàn)狀，通過研究中國歷史和現(xiàn)狀去認識和把握中國的特點，認識和把握中國革命的具體環(huán)境，從而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我們可以在毛澤東的著作中找到很多實際的例子。比如，他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斗爭的初期，就曾十分尖銳地批評了當時存在著的嚴重的流寇思想。他在《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中指出：“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現(xiàn)，極大地妨礙著紅軍去執(zhí)行正確的任務，故肅清流寇思想，實為紅軍黨內思想斗爭的一個重要目標。應當認識，歷史上的黃巢、李闖式的流寇主義，已為今日的環(huán)境所不許可。”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zhàn)》中講到戰(zhàn)爭中主觀指導作用的重要性時指出：“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影響到優(yōu)勢劣勢和主動被動的變化，觀于強大之軍打敗仗、弱小之軍打勝仗的歷史事實而益信。中外歷史上這類事情是多得很的?！睘榇?，他列舉了中國歷史上的晉楚城濮之戰(zhàn)、楚漢成皋之戰(zhàn)、韓信破趙之戰(zhàn)、新漢昆陽之戰(zhàn)、袁曹官渡之戰(zhàn)、吳魏赤壁之戰(zhàn)、秦晉淝水之戰(zhàn)等戰(zhàn)例，總結歷史經驗并從中找到歷史的規(guī)律性認識來指導現(xiàn)實的戰(zhàn)爭。

針對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毛澤東也在實踐中結合實際，不斷總結經驗教訓來指導工作。1944年，他發(fā)表的著名的《學習和時局》一文，可謂是總結歷史經驗的理論與方法論的名作。他說：“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xiàn)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苯又?，他列舉了1927年上半年、1930年、1931年、1938年這幾次“大的驕傲”而“吃了虧”的教訓，進而指出：“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毛澤東在這里提到的“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指的是《甲申三百年祭》，并以此次農民起義的歷史經驗和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歷史經驗，總結出一條共同的規(guī)律：“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

1949年3月，毛澤東在離開河北平山縣西柏坡“進京趕考”的途中，仍帶著郭沫若的這本《甲申三百年祭》。由此可見，毛澤東之所以重視“歷史知識”，已經不再僅僅是一個歷史學上的理論問題，而是革命斗爭中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重要問題了。

（作者系解放軍出版社副總編輯，編審，中國作家協(xié)會全國委員會委員）

（來源：《黨史博覽》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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