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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一世，就是一個不斷見天地、見眾生、見自我的過程。格局大的人，容得下世間的千姿百態(tài)，經(jīng)得起命運的跌宕起伏。反之，便只能屈就在自己圍起來的方寸之地，難成大事。

容人

《莊子》中有言：“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為人處世，若是沒有容人的度量，只會讓人敬而遠之。而真正有智慧的人，都懂得雅量待人。

《紅樓夢》里有這樣一個片段。劉姥姥來賈府拜訪，賈母和她相談甚歡，帶她一起去櫳翠庵喝茶。櫳翠庵是妙玉修行的地方，妙玉尊重賈母，沏茶用了最貴重的成窯杯。誰曾想賈母喝了一半，讓給了劉姥姥。劉姥姥接過一飲而盡，覺得甚是清淡，完全是茶中外行。眾人走后，妙玉嫌棄劉姥姥的粗鄙，要把成窯杯扔掉。寶玉攔下她，替劉姥姥討了去。這個杯子極其貴重，他讓劉姥姥賣了，以此來緩解生活的困頓。同時他也知道妙玉有潔癖，于是叫小廝打了幾桶水，把櫳翠庵里里外外清洗了一遍。無論是妙玉的潔癖還是劉姥姥的粗俗，寶玉都能理解，都能擔待。劉姥姥一家貧苦，活下去都是難事，又哪里顧得上禮儀教養(yǎng)。妙玉家道中落被迫出家，潔癖與孤傲的背后，是難以訴說的苦悶。

一個人的格局越大，越能明白，很多事情沒有好壞之分，只是各有因果而已。設(shè)身處地，帶入別人的處境，才能真正理解別人的難處，生出慈悲與寬容。

容言

《道德經(jīng)》中講：“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p>

有大格局的人，像水一般能滋養(yǎng)萬物、包容萬物。容言是一種修養(yǎng)，更是一種格局。懂得容言的人眼界深遠，愿意聽取他人的意見，顧全大局，而不是爭長道短，斤斤計較。

《資治通鑒》中講：“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置身事內(nèi)，每個人都是當局者迷，無法看清自己身上的問題，別人及時指出，是對自己的一種幫助。若只接受贊美，不接受批評，容易迷失自己，忘乎所以。

最明智的做法，是學會容言，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是分得清緩急輕重的處世智慧，更是趨吉避兇的高瞻遠矚。格局大，容他人之言，才能在人生路上走得更加穩(wěn)妥。

容事

《道德經(jīng)》中講：“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江海之所以能夠匯聚百川，是因為有無私的包容性。人亦是如此，想要成就一番事業(yè)，定要放大格局，有容事之量。

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在其父司馬談逝世后，繼任太史令之職，并遵從父親遺愿，立志編撰出一部“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史書。然而，世事難料。將領(lǐng)李陵出征匈奴，遭遇埋伏后，寡不敵眾，戰(zhàn)敗投降。消息傳回朝廷后，滿朝文武都在彈劾李陵的所作所為。唯獨司馬遷站出來，向漢武帝進言。

不久，李陵投降匈奴之事被將領(lǐng)公孫敖“坐實”，漢武帝盛怒之下，滅了李陵三族，司馬遷也被牽連入獄，遭受殘酷的“腐刑”。受此大辱的司馬遷，并沒有一蹶不振，他深知責任重大，更加奮發(fā)圖強，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史書的創(chuàng)作當中。最終歷時十四年，嘔心瀝血完成史學著作《史記》。

人的一生難免會有坎坷，倘若任其泥潭深陷而無法自拔，只會看不清前路的方向，最終蹉跎了自己。量大方成事，樹大能遮陰。成大事者，必是善于接受和包容，能在挫折中拼搏，在苦難中成長。

十月三十

2023年12月12日

西安事變紀念日

西安事變（1936年12月12日）又稱雙十二事變。九一八事變后，張學良及其率領(lǐng)的東北軍奉行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政策，撤出東北，致使大片國土淪陷，一直受到全國民眾不斷高漲的抗日情緒的壓力。在與紅軍作戰(zhàn)中，東北軍又屢次失利，部隊不滿情緒日益增長。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由南京飛抵西安，嚴令張學良、楊虎城率部“進剿”紅軍。張學良多次向蔣提出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的要求，均遭到蔣介石拒絕和斥責。蔣介石還將其嫡系部隊30個師調(diào)到以鄭州為中心的平漢、隴海鐵路沿線，迫令張學良、楊虎城將其軍隊全部開赴陜北“剿共”前線。特別是在對待愛國學生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活動的問題上，蔣介石仍然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立場，并加強了對張、楊的軍事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楊虎城感到除發(fā)動“兵諫”以外，已別無出路。

1936年12月12日晨，按照張學良、楊虎城商定的計劃，東北軍一部包圍華清池，扣留了蔣介石;第十七路軍同時控制西安全城，扣留了在西安的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diào)元、衛(wèi)立煌、朱紹良等國民黨軍政要員。這一事件史稱“西安事變”。事變當天，張學良、楊虎城等18位高級將領(lǐng)署名發(fā)表《對時局通電》，說明在國難當頭的形勢下，被迫發(fā)動事變是為了督促蔣介石進行抗戰(zhàn)。

通電提出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nèi)戰(zhàn);(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lǐng)袖;(四)釋放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jié)社之政治自由;(七)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事變發(fā)生后，在國內(nèi)引起強烈而復雜的反響。南京政府中，何應(yīng)欽等人極力主張“討伐”張學良、楊虎城;以宋子文、宋美齡為首的一派，為保全蔣介石，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國際上，各主要國家對西安事變的態(tài)度也極為復雜。日本政府極力挑動擴大中國內(nèi)戰(zhàn)，以便實現(xiàn)其滅亡中國的野心;英國和美國力求維持蔣介石的統(tǒng)治，認為可以同共產(chǎn)黨采取某種形式的合作，以便對付日本;共產(chǎn)國際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但電碼錯亂不能譯出。

事變當晚，張學良電告中共中央。中國共產(chǎn)黨多次召開會議，獨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并派周恩來到西安商量大計。南京方面在了解張學良、楊虎城和共產(chǎn)黨并不想加害蔣介石，而希望和平解決事變的態(tài)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談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齡到西安，與西安方面談判。12月23日，張學良、楊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齡進行談判。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全權(quán)代表也參加談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終蔣介石同意宋子文、宋美齡談判中議定的停止內(nèi)戰(zhàn)、聯(lián)共抗日等六項條件。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zhuǎn)換的樞紐，它促進了中共中央逼蔣抗日方針的實現(xiàn)。從此，十年內(nèi)戰(zhàn)的局面基本停止，國內(nèi)和平初步實現(xiàn)。中國共產(chǎn)黨在這次事變中力主和平解決，充分體現(xiàn)了對團結(jié)抗日的誠意。西安事變在國共重新合作的客觀形勢漸次成熟的時候，起了促進這個合作的作用。在抗日的前提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成為不可抗拒的大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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